嚴復 (1854－1921)，字又陵，後名復，字幾道，清末民初學者，曾為北京大學校及復旦公學校長；他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名學淺說》、《穆勒名學》等著作，研究翻譯理論，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對後世華人影響深遠。
 
1908年，大英聖書公會(現譯「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英國國內簡稱 the Bible Society)委託嚴復翻譯〈馬可福音〉第1至4章，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該書的扉頁有英文注釋，介紹在上海的大英聖書公會請嚴複試譯《馬可所傳福音》的經過，見下圖。

以上印在扉頁的英文注釋提到，在這翻譯實驗，嚴復由英文新約翻譯成文言，沒有外國人幫助，而他也參考了之前的幾個文言譯本。這段英文注釋，由文顯理(George Henry Bondfield, 1855-1925)撰寫，他是英國公理會教士，曾任「和合本翻譯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秘書長。他在注釋的最後一段，邀請讀者評論，特別希望讀者評論翻譯風格及譯文是否清晰易明。

只要看看當年的歷史背景，便很易了解為何大英聖書公會邀請嚴復翻譯聖經了。當時《和合本》的翻譯工作進展緩慢，由1890年在上海舉行全國新教大會開始，直到1907年第二次全國大會召開時，還未完成《新約》。在此之前的半個世紀，外籍宣教士偷偷向清末的平民百姓傳福音，多把聖經翻譯成官話和各地方言，例如上海話(1847)、廈門話(1852)、福州話(1852)、寧波話(1852)、南京官話(1857)、客家話(1860)、廣州話(1862)、北京官話(新約1872、舊約1874)、汕頭話(1875)、杭州話(1879)、蘇州話(1880)、台州話(1880)、楊格非的官話譯本(1889)、溫州話(1892)、興化話(1892)等(還有一些未在此列出，見蔡錦圖(譯)，2000，244頁)；但同期外籍譯者的文言翻譯，卻只有委辦譯本(1854)、裨治文譯本(1862)、高德譯本(1868)、楊格非淺文理譯本(1885、1905)、和包爾騰、白漢理譯本(1889)。當時只略讀官話和方言譯本的人，可能會覺得基督教典籍很俗氣，難以與佛學或道教相提並論。

相對而言，1907年是清政府對基督教比較寬鬆的時期，當年剛好馬禮遜來華一百周年紀念，《辛丑條約》簽訂後，清朝實行「門戶開放」政策，知識分子對各種新思想都感興趣 。於是，在1907年第二次全國新教大會，文顯理等人再次提出，要用文言翻譯《聖經》，向知識份子傳福音(James Moulton Roe, A History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05-1954, p.136)。當時尚未爆發五四運動，外籍宣教士都以為知識份子只愛文言，不愛白話文，最後大會決定合併深文理和淺文理《和合本》翻譯工作，由聖書公會邀請嚴復試譯文言聖經。(李熾昌，2000)

原本大英聖書公會請嚴復翻譯全本的〈馬可福音〉，而不只是前四章。據文顯理的報告，翻譯中斷的原因是嚴復太忙，因為當時嚴復集中精力在為商務印書館翻譯《法意》。1909年，嚴復接到任命，要在9月離開上海，到北京任學部審定名詞館總纂。文顯理向聖書公會報告指，嚴復“withhold”(暫停) 翻譯工作，雙方決定這次翻譯實驗以前四章告一段落，將來再談下一步的合作。嚴復答應：為保譯文準確，譯本將提交給由大英聖書公會選定的三到四個傳教士學者審核；文顯理答應：對翻譯風格不加干涉，如教會人士認為文意不準確，應交還嚴復重譯，以符合譯文的整體風格。(李熾昌，2000)

上海商務印書館於1908年3月代印嚴複譯《馬可所傳福音》共約五百冊，文顯理把其中約四百冊寄給全國各地，並向其中七十多位發出問卷調查，共33人回覆，共中問卷選擇題的回覆如下(文顯理1908年8月6日有關聖經文言翻譯的報告，引自：李熾昌，2000)：

問題一：嚴複譯文是否比舊譯有改進？「是」18人；「懷疑」9人；「否」3人。
問題二：嚴複譯文是否忠實？「是」9人；「要修改」13人；「沒有意見」6人；「不好及不忠實」1人。
問題三：出版嚴複譯文是否是明智之舉？「是」19人；「沒有意見」7人；「否」2人。

嚴複的譯文注重句子的長短、平仄，用字嚴格，大英聖書公會很欣賞；嚴複當時已是知名翻譯家；加上商務印書館是知識份子的寵兒──嚴複譯《馬可所傳福音》，對民初的華人知識份子，無疑影響深遠。

參考資料：

李熾昌(2000) ，〈關於嚴復翻譯的《馬可福音》〉，《中華文史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 ，ISSN1002-0039 ，第63輯，2000年9月

作者：小標

《倫敦差會譯本》，或稱《委辦本》，其故事已刊登，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