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標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其實並非聖經譯本，而是景教在唐代流傳情況的記述，共1780個漢字和數十字敘利亞文。「大秦」即羅馬。根據石碑內文，此碑於唐建中二年(781年)由傳教士伊斯(Yazdhozid 或 Izdbuzid)建立於大秦寺的院中 (景教碑原文：「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 聞道勤行」)。此碑於十七世紀在西安出土，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
除了此石碑外，在二十世紀初也有一批唐朝文獻出土，依次為《序聽迷詩所經》、《一神論》、《宣元至本經》、《大聖通真歸法讚》、《志玄安樂經》、《三威蒙度贊》、《尊經》七篇，都是景教的經文和頌文 (翁紹軍，1996，第10頁)。其中《序聽迷詩所經》把「上帝/神」譯作「天尊」，把 Jesus音譯「移鼠」，是現存最早對聖父、聖子的中譯記錄。
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所載，在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大秦國有傳教士阿羅本(Alopen)帶來經書到(景教碑原文：「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云而載真經」)，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獲准在中國傳教。碑文簡單提到人類的罪 (景教碑原文：「洎乎娑殫施妄．鈿飾純精．閒平大於此是之中．隟冥同于彼非之內」)；彌賽亞的降生 (景教碑原文：「於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隱真威． 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祥」)；猶太教的聖經共二十四卷 (景教碑原文：「圓二十四聖有說之舊法」)，也提到聖經已翻譯成中文 (景教碑原文：「翻經建寺」)。因此，雖然聖經內容的中譯現已失傳，未能考證翻譯工作成果，但有學者卻估計景教的傳教士的確已經把新約全書的大部份或全部內容已翻譯成中文。
景教初在七至八世紀傳入大唐時，原稱「波斯經教」或「大秦教」；當時波斯 (薩珊王朝、Sasanian Dynasty) 已被伊斯蘭吞併，「波斯經教」這個稱呼，可能令人聯想到「聶斯脫里派」 (Nestorian) 在五世紀時活躍的波斯地區。不過，景教碑內文也提到「經留廿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開[關]*」。日本學者佐伯好郎((Peter) Yoshiro Saeki, 1871-1965)認為這是指新約的27卷書，但近年學者 Toshikazu S. Foley 卻質疑這個說法，因為聶斯脫里派只接納22卷入經，如果這是指新約的27卷書，則景教便不是聶斯脫里派(Foley, Technical Papers for the Bible Translator, vol.59, No.3, July 2008, p.115)。事實上，碑文是否宣揚聶斯脫里派的主張，學者中也有不同看法；持反對意見的學者認為，碑文所介紹的基本信仰，根本沒有涉及該派的「二位二性」的異端說法(翁紹軍，1996，第9頁)。
雖然石碑並非聖經內容的譯文，但我們卻可從中發現景教傳教士的某些翻譯方針。例如他們有借用佛教或道教的詞彙，例如譯教堂作「寺」，教士作「僧」等。另外，石碑亦創先用「十字」一詞描述釘死主耶穌的木架。中文「十」字原指數量，但石碑借用作象形描述，應屬景教原創。碑文後部介紹景教傳入唐朝之後的事蹟。
景教在唐代曾經昌盛，直到845年唐武宗下令消滅所有外來宗教，包括佛教和景教，史稱「會昌滅法」。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在1888年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譯成英文；他是蘇格蘭人，牛津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香港英華書院第一屆校長，也是倡議創立中央書院(The Central School，後稱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的靈魂人物，皇仁書院的校史稱他是「創校之父」(“the founing father”, Gwenneth and John STOKES, Queen’s College, Its History 1862-1987, p.3)。香港政府為了紀念理雅各博士對香港作出的貢獻，在上環樹立理雅各博士紀念牌匾，並於1994年10月5日發行《理雅各博士紀念郵票》和首日封。
除了此石碑外，在二十世紀初也有一批唐朝文獻出土，依次為《序聽迷詩所經》、《一神論》、《宣元至本經》、《大聖通真歸法讚》、《志玄安樂經》、《三威蒙度贊》、《尊經》七篇，都是景教的經文和頌文 (翁紹軍，1996，第10頁)。其中《序聽迷詩所經》把「上帝/神」譯作「天尊」，把 Jesus音譯「移鼠」，是現存最早對聖父、聖子的中譯記錄。
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所載，在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大秦國有傳教士阿羅本(Alopen)帶來經書到(景教碑原文：「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云而載真經」)，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獲准在中國傳教。碑文簡單提到人類的罪 (景教碑原文：「洎乎娑殫施妄．鈿飾純精．閒平大於此是之中．隟冥同于彼非之內」)；彌賽亞的降生 (景教碑原文：「於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隱真威． 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祥」)；猶太教的聖經共二十四卷 (景教碑原文：「圓二十四聖有說之舊法」)，也提到聖經已翻譯成中文 (景教碑原文：「翻經建寺」)。因此，雖然聖經內容的中譯現已失傳，未能考證翻譯工作成果，但有學者卻估計景教的傳教士的確已經把新約全書的大部份或全部內容已翻譯成中文。
景教初在七至八世紀傳入大唐時，原稱「波斯經教」或「大秦教」；當時波斯 (薩珊王朝、Sasanian Dynasty) 已被伊斯蘭吞併，「波斯經教」這個稱呼，可能令人聯想到「聶斯脫里派」 (Nestorian) 在五世紀時活躍的波斯地區。不過，景教碑內文也提到「經留廿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開[關]*」。日本學者佐伯好郎((Peter) Yoshiro Saeki, 1871-1965)認為這是指新約的27卷書，但近年學者 Toshikazu S. Foley 卻質疑這個說法，因為聶斯脫里派只接納22卷入經，如果這是指新約的27卷書，則景教便不是聶斯脫里派(Foley, Technical Papers for the Bible Translator, vol.59, No.3, July 2008, p.115)。事實上，碑文是否宣揚聶斯脫里派的主張，學者中也有不同看法；持反對意見的學者認為，碑文所介紹的基本信仰，根本沒有涉及該派的「二位二性」的異端說法(翁紹軍，1996，第9頁)。
雖然石碑並非聖經內容的譯文，但我們卻可從中發現景教傳教士的某些翻譯方針。例如他們有借用佛教或道教的詞彙，例如譯教堂作「寺」，教士作「僧」等。另外，石碑亦創先用「十字」一詞描述釘死主耶穌的木架。中文「十」字原指數量，但石碑借用作象形描述，應屬景教原創。碑文後部介紹景教傳入唐朝之後的事蹟。
景教在唐代曾經昌盛，直到845年唐武宗下令消滅所有外來宗教，包括佛教和景教，史稱「會昌滅法」。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在1888年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譯成英文；他是蘇格蘭人，牛津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香港英華書院第一屆校長，也是倡議創立中央書院(The Central School，後稱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的靈魂人物，皇仁書院的校史稱他是「創校之父」(“the founing father”, Gwenneth and John STOKES, Queen’s College, Its History 1862-1987, p.3)。香港政府為了紀念理雅各博士對香港作出的貢獻，在上環樹立理雅各博士紀念牌匾，並於1994年10月5日發行《理雅各博士紀念郵票》和首日封。
香港政府在上環樹立理雅各博士紀念牌匾，牌匾提到的中央書院，就是孫中山的母校，今天的皇仁書院。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收藏了世上最大批的景教銅十字牌，免費入場，歡迎參觀。
景教與「東方教會」(Church of the East) 、東方亞述教會(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或「聶斯脫里派」有關，但不屬此文範圍；或可參考東方亞述教會網頁。在2010月10月5日，東方亞述教會主教到香港探訪在沙田道風山的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見他們到訪香港的錄影片段：
景教與「東方教會」(Church of the East) 、東方亞述教會(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或「聶斯脫里派」有關，但不屬此文範圍；或可參考東方亞述教會網頁。在2010月10月5日，東方亞述教會主教到香港探訪在沙田道風山的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見他們到訪香港的錄影片段：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複製品，攝於香港2017年「感動之旅」(the INSPIRED Exhibit)聖經展。
*這個字應該是「開」還是「關」，不同學者有不同意見。碑文用的字是「開」。佐伯好郎、陽瑪諾、丁韙良認為應作「關」；馮承釣(見下)認為應作「開」。理雅各卻認為「開」字應該屬下一句，即「張元化以發靈．開法浴水風」。(翁紹軍，1996，第51頁)
有關景教的文獻眾多，英語期刊的入門文章可參考：
Toshikazu S. Foley (2008) "Translating Biblical Texts into Chinese: The Pioneer Venture of the Nestorian Missionaries", Technical Papers for the Bible Translator, vol.59, No.3, July 2008, p.113
Toshikazu S. Foley (2008) "Translating Biblical Texts into Chinese: The Pioneer Venture of the Nestorian Missionaries", Technical Papers for the Bible Translator, vol.59, No.3, July 2008, p.113
其他參考資料：
陽瑪諾 (1641)《唐景教碑頌正詮》，上海慈母堂藏板
李之藻(1565-1630) 《讀景教碑書後》
徐光啓(1562-1633)《景教堂碑記》、《鐵十字箸》
董立方(1791-1823)《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跋》
石韞玉《唐景教流行碑跋》
洪鈞(1839-1893)《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九《附景教考》
劉申叔(師培)(1884—1919)《景教源流考》
楊榮鋕《景教碑文紀事考正》
錢念劬《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跋》
丁韙良《天道溯原》中卷
鮑狄埃(G. Pauthier)《西安府的敍利亞—漢文碑》
衛禮(A. Wylie)《西安府景教碑》
理雅各(J. Legge) 《陝西西安府景教碑》
夏鳴雷(Henri Havret, 1848—1901)《西安府基督碑》
庫淩(C.E. Couling)《中國景教研究》
陳崇興(1955)《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文之研究》香港：培英中學
朱謙之(1993)《中國景教》人民出版社
福安敦(A. Forte) (1996)《西安府景教碑》
林悟殊(2000) 西安景教碑研究述評
伯希和(馮承鈞譯)《景教碑中敘利亞文之長安洛陽》上海商務印書館
馮承鈞《景教碑考》上海商務印書館
翁紹軍《漢語景教文典詮釋》（香港卓越書樓，1995年，三聯書店，1996年）
陽瑪諾 (1641)《唐景教碑頌正詮》，上海慈母堂藏板
李之藻(1565-1630) 《讀景教碑書後》
徐光啓(1562-1633)《景教堂碑記》、《鐵十字箸》
董立方(1791-1823)《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跋》
石韞玉《唐景教流行碑跋》
洪鈞(1839-1893)《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九《附景教考》
劉申叔(師培)(1884—1919)《景教源流考》
楊榮鋕《景教碑文紀事考正》
錢念劬《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跋》
丁韙良《天道溯原》中卷
鮑狄埃(G. Pauthier)《西安府的敍利亞—漢文碑》
衛禮(A. Wylie)《西安府景教碑》
理雅各(J. Legge) 《陝西西安府景教碑》
夏鳴雷(Henri Havret, 1848—1901)《西安府基督碑》
庫淩(C.E. Couling)《中國景教研究》
陳崇興(1955)《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文之研究》香港：培英中學
朱謙之(1993)《中國景教》人民出版社
福安敦(A. Forte) (1996)《西安府景教碑》
林悟殊(2000) 西安景教碑研究述評
伯希和(馮承鈞譯)《景教碑中敘利亞文之長安洛陽》上海商務印書館
馮承鈞《景教碑考》上海商務印書館
翁紹軍《漢語景教文典詮釋》（香港卓越書樓，1995年，三聯書店，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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