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清泰以滿文翻譯《滿文付註新舊約聖書》，另外也用北京土話翻譯《古新聖經》。他的故事，已重寫刊出。

我剛重寫孟高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6–1328)聖經譯本的故事：
〈孟高維諾譯本〉。

這是蒙古文譯本，是表音文字，而不是方塊字，本應〈中文聖經翻譯史〉不收錄；但這是史上首次有人把整本新約聖經和舊約的〈聖詠集〉譯成蒙古文，而蒙古文是元朝皇帝的母語，我懷疑在朝廷也可能是常用語文，具歷史意義，所以破例收錄。況且，來自西方的教徒可以與在位皇帝有如此密切的關係長達兩年以上，在歷史很罕見，值得一書。

原載於《時代論壇》第1736期，本網站已獲《時代論壇》書面正式授權轉載；《時代論壇》的網址：https://christiantimes.org.hk/​ 

整理：高思憫 / 2020年12月4日

在博士論文研究呂振中的香港伯特利神學院教務長李雋博士，在聚會上以「忠心神僕、譯經先鋒」為題，從譯者、譯本和譯文三方面，探析呂振中作為首位將整部新舊約聖經譯成中文的華人，在那個時代是如何被上帝揀選和使用。

在《呂振中譯本》譯成之前，來中國的傳教士熟讀聖經，卻不諳中文，因此他們需要與華人助手合作翻譯，例如《和合本》正是以這種方式譯成的。《和合本》是在一九一九年完成。李雋表示，當時要找到一個認識原文、英文、中文的華人並不容易。那時的大英聖書公會正想修訂《和合本》聖經，為了找一些懂得原文的華人譯者，他們開設一些原文班，希望有華人信徒可以翻譯聖經。

在清末民初的時期，剛踏入二十世紀，中國的形勢也多變且有戰亂，《呂振中譯本》是怎樣出現的呢？李雋簡述了呂振中的生平：一八九八年，呂振中在泉州出生，第二年其母離世，四年後作為牧師的父親因染鼠疫逝世；呂振中一家，由祖父開始便是基督徒，當時因鼠疫橫行，家中的長輩全部逝世，只剩下他與兩位堂哥，他們頓成孤兒，因其父為牧師，故撫養他們的責任由教會承擔。一九○四年，英國長老會西教士安禮遜創辦了泉州培元中學，而呂振中就是在那所學校接受西方的教育。

其後，呂振中在香港大學文學院畢業後，在一九二二年到北京燕京大學攻讀神學。李雋形容呂振中是逆流而上，因為一九二二至二七年正值內地的非基督教運動，呂振中卻選擇在那時獻身讀神學。燕京大學的新校舍在一九二六年才正式落成，李雋由此推測，呂振中在讀神學的三年間是未有完整的校舍，更成為當時學院最早畢業的神學生。李雋表示，呂振中如果留在香港做生意，定會有不錯的發展，可是他選擇了回到福建，在當時的閩南聖道專門學校（現為閩南神學院）任教神學，後更成為了培元中學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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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中國多處有瘟疫和戰爭，而神卻在這個時代塑造呂振中成為第一位翻譯聖經的華人學者。李雋提到呂振中因著他不同的經歷形成他與別不同的特質：自小接受西方教育，令他懂得中英文；在教會長大，令他熟悉華人教會的文化；從小喪親成為孤兒，以致有毅力翻譯全本中文聖經。李雋指，在回顧呂振中生平時，可見上帝在中國困難的時候，預備首位從原文翻譯聖經的華人譯者。

呂振中在《呂振中譯本》初稿的序言中提到，希望其譯本「足以與原文並印，而供學子之鑽研探索者。」他翻譯的目標十分明確：不是要譯一本人人都看得懂的中文聖經，而是能與原文並排，對象為神學生和牧師。「普通的書籍，意譯便足夠，而且每有愈於（勝過）直譯者，但聖經是要直譯的，一詞一句，一字一句，要注意不可輕率。」李雋繼續說，《呂振中譯本》是為了滿足咬文嚼字的經學家的脾胃，並指呂振中是十分清晰知道自己要造一本怎樣的譯本。

不過，令李雋最深刻的一句是「大膽嘗試之新詞新語法，勢將遭受抨擊」，因為呂振中知道自己直譯或在用詞上會受到批評，這同時反映了他對聖經翻譯的堅持。曾有人問：哪本聖經譯本是最好？李雋指出，人們總期待有一本忠於原文、易於理解、讀起來抑揚頓挫的聖經譯本。可是，呂振中很清晰其譯本的定位，並不是服侍所有的群體，其目標是與原文並印，在結構上也是要依據聖經原文，甚至原文的字根和出現的次數也是他考慮的因素。因此，李雋分析《呂振中譯本》是有特定的用途、為特定的群體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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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雋認為翻譯聖經是要有所取捨的，而每個譯本也有其限制，並不會完全的客觀。她以平日教會網上崇拜為例，指出直播期間會有不同的鏡頭，每個鏡頭的方向也不同，如拍著講台、會眾、司琴等，它們各有獨特的目的和用途。譯本正如這些鏡頭，有其限制和獨特目的，而呂振中是十分清楚其譯本的定位是「忠於原文」，故這才能反映其獨到的觀點。

李雋以希伯來書的經文為例，因為希伯來書是新約數一數二最深的書卷，並且當中有很多指涉、引用和呼應。她對比《和合本》（1919）和《呂振中譯本》（1970）對希伯來書十一章的譯法，以說明《呂振中譯本》的特色，從中反映呂振中的執著、經營和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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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守原文詞性（10）

《和合本》（1919）：「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呂振中譯本》：「因為他期待著那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做其設計者和建造者的。」

在《和合本》中，「經營」和「建造」均為動詞，在中文上是順暢的，而原文的「設計者」和「建造者」卻是名詞，所以呂振中的譯法是較為貼近原文。

二、保守句法特色（12）

《和合本》（1919）：「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竟生出子孫。」
《呂振中譯本》：「故此竟從一個人，又是彷彿死了的，生出子孫來。」

呂振中在譯本中刻意選用了「一個人，又是彷彿死了」，在中文上是不通順的，而他也知道這種寫法是會被抨擊的。另外，這段經文在原文中是斷句，「一個人」和「彷彿死」是分開的，故呂振中的譯法是更貼近原文的句法特色。

三、按原文字詞常見程度翻譯及按原文略去補充語（15-16）

《和合本》（1919）：「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回去的機會，其實他們所羨慕的是一個更美的，就是在天上的家鄉。」
《呂振中譯本》：「假使他們是想念著所離開的家鄉，總還有機會可以折回去的。其實呢，他們是希求一個較好的，就是天上的。」

呂振中在這裡刻意用「折回去」，而不是「回頭」，因為原文的「折回去」在新約出現三次，比較少見，故他特地不選取一些比較順暢、常見的字眼去表達。另外，原文的句子最後本沒有「家鄉」一詞，希伯來書作者刻意沒有提及，語帶雙關，引申至天上家鄉，可見他對語文仔細的考究。

四、動詞時態（26）

《和合本》（1919）：「因為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
《呂振中譯本》：「轉臉注視著」

下半節「因為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動詞想望在新約只出現一次，由兩個字根組成：由（from）、看（see），又是未完成式。「著」是強調摩西是不斷做這事，是以《呂振中譯本》譯作「轉臉注視著」。

五、原文背景及典故（35）

《和合本》（1919）：「又有人忍受嚴刑，拒絕被釋放。為要得著更美好的復活。」
《呂振中譯本》：「另有人被張如鼓，受重擊而死。」

當中的動詞在新約只出現一次，因該字的字根與名詞就是「鼓」，或者是用來行刑的工具，可以是鼓棒或刑架（參瑪加比二書六章19、29節），因為譯者認為瑪加比四書記載了以利亞撒和七個兄弟就是死在這個刑具之下，而刑具的用法，就是將人的皮拉緊至好像鼓皮一樣，然後打死，就是《呂振中譯本》的意思，順著這個思路，這裡指的是瑪加比書記載的事。

「釋經書可以解釋，譯本卻不能。」從以上的特點可見，呂振中在背後做了很多功夫，由經文的引經據典、文字在聖經出現的字數，到用甚麼中文呈現，也是其考慮的因素。呂振中以三十年獨力去翻譯聖經可見其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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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雋總結指，從呂振中生平，見到上帝在二十世紀初為華人教會預備了一個適合的譯者，當時的瘟疫、戰爭、流離都不能阻礙呂振中回應上主的召命。而呂振中譯文呈現了其靈性的質素，「他不單是造一個譯本或直譯，他在每一節也是字斟句酌，細細了解經文不同角度。」當時並沒有太多人懂原文，而呂振中決意譯一本給神學生的譯本，思想在當時是十分前衛。

最後，李雋分享了一張呂振中、師母和子女的家庭照。她表示心裡百感交雜，因為呂振中有兩名兒女很年輕時便離世，可見呂振中獻上了自己一家。李雋曾訪問呂振中的次子，他表示呂振中曾為到十四歲離世的女兒多番感到難過。今天育有女兒的李雋想，若這些發生在她身上，她也會懷疑是否領受錯了上帝的召命，甚至會懷疑自己的決定，未必有能力繼續堅持下去。今天我們常聽到：「我為了我的孩子，所以要離開！」李雋常想，誰會不擔心兒女，而呂振中卻是願意為了神的工作，把自己和家人獻上。

中華基督教閩南三一堂堂主任伍偉亨博士在聚會中總結指，時代和文字不斷改變，「聖經譯本是會被取代，但當中的精神是會存留」，而此譯本是呂振中靈性精神的呈現。伍偉亨回顧時代脈絡，呂振中在五四運動爆發時到港大讀書，在非基督教運動時到燕京大學讀神學。在港大畢業後，他不去賺取「第一桶金」。抗戰時期，他反去日本人管轄的地方北平生活和翻譯聖經。

從呂振中這些經歷可見，他是有強烈信念且敢於做夢的人。呂振中蒙召翻譯全本聖經時是四十歲，他選擇做開創性工作，逆流而上，他深知自己要做甚麼，不是取悅大多數人，不是要譯一本取代《和合本》一統江湖的聖經，也不是隨俗跟大隊，而是有特定信念。可是，伍偉亨指敢於做夢是不足夠的，夢能成就取決如於何實踐信念，第二步是將自己和家人獻上。伍偉亨以唐代《進學解》幾句形容呂振中：「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呂振中辛勤勞苦、專心致志、目不窺園的特質，讓他完成其夢想，他清楚自己的召命，抵得住孤獨，逃避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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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振中一九四八年被按立牧師後，新中國建立，他被迫來港。一九五四年，成為閩南三一堂顧問牧師，直至離世。閩南三一堂曾有信徒筆錄呂振中的見證，提到他在觀塘的斗室，幾十年的時間做翻譯的工作，所有生活也是在斗室內，完成其人生最重要的工作。見證也提到，他為了專注於翻譯的工作，拒絕教書、教會的工作，也不講道、不寫文章。這在華人教會是十分困難的，這正反映其決心和勇氣。「三十年的工作，沒有掌聲，沒有喝采，只是獨自一人，逐句逐句把聖經翻譯出來。」

嚴復 (1854－1921)，字又陵，後名復，字幾道，清末民初學者，曾為北京大學校及復旦公學校長；他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名學淺說》、《穆勒名學》等著作，研究翻譯理論，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對後世華人影響深遠。
 
1908年，大英聖書公會(現譯「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英國國內簡稱 the Bible Society)委託嚴復翻譯〈馬可福音〉第1至4章，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該書的扉頁有英文注釋，介紹在上海的大英聖書公會請嚴複試譯《馬可所傳福音》的經過，見下圖。

以上印在扉頁的英文注釋提到，在這翻譯實驗，嚴復由英文新約翻譯成文言，沒有外國人幫助，而他也參考了之前的幾個文言譯本。這段英文注釋，由文顯理(George Henry Bondfield, 1855-1925)撰寫，他是英國公理會教士，曾任「和合本翻譯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秘書長。他在注釋的最後一段，邀請讀者評論，特別希望讀者評論翻譯風格及譯文是否清晰易明。

只要看看當年的歷史背景，便很易了解為何大英聖書公會邀請嚴復翻譯聖經了。當時《和合本》的翻譯工作進展緩慢，由1890年在上海舉行全國新教大會開始，直到1907年第二次全國大會召開時，還未完成《新約》。在此之前的半個世紀，外籍宣教士偷偷向清末的平民百姓傳福音，多把聖經翻譯成官話和各地方言，例如上海話(1847)、廈門話(1852)、福州話(1852)、寧波話(1852)、南京官話(1857)、客家話(1860)、廣州話(1862)、北京官話(新約1872、舊約1874)、汕頭話(1875)、杭州話(1879)、蘇州話(1880)、台州話(1880)、楊格非的官話譯本(1889)、溫州話(1892)、興化話(1892)等(還有一些未在此列出，見蔡錦圖(譯)，2000，244頁)；但同期外籍譯者的文言翻譯，卻只有委辦譯本(1854)、裨治文譯本(1862)、高德譯本(1868)、楊格非淺文理譯本(1885、1905)、和包爾騰、白漢理譯本(1889)。當時只略讀官話和方言譯本的人，可能會覺得基督教典籍很俗氣，難以與佛學或道教相提並論。

相對而言，1907年是清政府對基督教比較寬鬆的時期，當年剛好馬禮遜來華一百周年紀念，《辛丑條約》簽訂後，清朝實行「門戶開放」政策，知識分子對各種新思想都感興趣 。於是，在1907年第二次全國新教大會，文顯理等人再次提出，要用文言翻譯《聖經》，向知識份子傳福音(James Moulton Roe, A History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05-1954, p.136)。當時尚未爆發五四運動，外籍宣教士都以為知識份子只愛文言，不愛白話文，最後大會決定合併深文理和淺文理《和合本》翻譯工作，由聖書公會邀請嚴復試譯文言聖經。(李熾昌，2000)

原本大英聖書公會請嚴復翻譯全本的〈馬可福音〉，而不只是前四章。據文顯理的報告，翻譯中斷的原因是嚴復太忙，因為當時嚴復集中精力在為商務印書館翻譯《法意》。1909年，嚴復接到任命，要在9月離開上海，到北京任學部審定名詞館總纂。文顯理向聖書公會報告指，嚴復“withhold”(暫停) 翻譯工作，雙方決定這次翻譯實驗以前四章告一段落，將來再談下一步的合作。嚴復答應：為保譯文準確，譯本將提交給由大英聖書公會選定的三到四個傳教士學者審核；文顯理答應：對翻譯風格不加干涉，如教會人士認為文意不準確，應交還嚴復重譯，以符合譯文的整體風格。(李熾昌，2000)

上海商務印書館於1908年3月代印嚴複譯《馬可所傳福音》共約五百冊，文顯理把其中約四百冊寄給全國各地，並向其中七十多位發出問卷調查，共33人回覆，共中問卷選擇題的回覆如下(文顯理1908年8月6日有關聖經文言翻譯的報告，引自：李熾昌，2000)：

問題一：嚴複譯文是否比舊譯有改進？「是」18人；「懷疑」9人；「否」3人。
問題二：嚴複譯文是否忠實？「是」9人；「要修改」13人；「沒有意見」6人；「不好及不忠實」1人。
問題三：出版嚴複譯文是否是明智之舉？「是」19人；「沒有意見」7人；「否」2人。

嚴複的譯文注重句子的長短、平仄，用字嚴格，大英聖書公會很欣賞；嚴複當時已是知名翻譯家；加上商務印書館是知識份子的寵兒──嚴複譯《馬可所傳福音》，對民初的華人知識份子，無疑影響深遠。

參考資料：

李熾昌(2000) ，〈關於嚴復翻譯的《馬可福音》〉，《中華文史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 ，ISSN1002-0039 ，第63輯，2000年9月

作者：小標

《倫敦差會譯本》，或稱《委辦本》，其故事已刊登，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