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語聖經協會,前稱國際聖經協會,前身是當代聖經出版社。顧名思義,當代聖經出版社當年的目標就是處理《當代聖經》的出版事宜;而《當代聖經》正是參考 The Living Bible 的中文譯本。可是,「國際聖經協會」這個舊名字卻是來自總部設在美國的國際聖經協會(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IBS,現已改名為 Biblica),出版的譯本是風格完全不同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究竟兩者之間有甚麼關係呢?香港的漢語聖經協會又在當中扮演甚麼角色呢? 踏進漢語聖經協會位於荔枝角的總部前,這些名稱不斷在我的腦海團團轉。漢語聖經協會的助理總幹事李耀華及出版部編輯馬榮德,在二零一二年深秋的下午,與我一起回顧過去,也展望未來。 由《國際中文譯本》至《新漢語譯本》 當代聖經出版社於一九八七年成立,前身是新力出版社 (Living Bibles International, LBI) 的香港辦事處。李耀華說:「當年出版社的確是為了推廣以 The Living Bible 的模式作聖經翻譯和福音預工推廣而成立的。」 「但在一九九二年,LBI 與國際聖經協會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IBS) 在美國合併,新機構以 IBS 為名。因此,我們也跟隨改名為國際聖經協會。當時我們已經決定不再專注《當代聖經》,而轉為主力在香港推廣 NIV 與《和合本》的並排版。」 這兩個出版機構合併,是不是今天《新漢語譯本》的催化劑呢?李耀華解釋:「其實機構合併和譯經計劃之間,最初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只是一九九二年時合併時,剛好另一主內組織完成了《聖經新譯本》新舊約全書的翻譯稿,我們的總幹事沈志超和同工讀過一遍,覺得中文聖經翻譯可以走另一條路,無須與《和合本》的風格走得太近,而又可多點顯露原文的元素。所以沈先生便聚集了一些人,組成委員會,經大家研究後,覺得可行,便在九三年開始一個全新譯本的準備工作。」 「最初這個計劃定名為《國際中文譯本》,英文名稱是 CNIV (Chines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意思是 NIV 的中文版,但不是計劃把 NIV 譯成中文,而是依照 NIV 的翻譯原則和取向,從原文重新翻譯成中文。雖然 CNIV 這個名稱用了不久便已改為《新漢語譯本》(Contemporary Chinese Version, CCV)了,但到底都是由CNIV 而起的,而且大家也一直按著 NIV 的傳統做;所以,若說兩個機構合併是今天《新漢語譯本》的催化劑,也未嘗不可。」 李耀華口中的《國際中文譯本》譯經計劃,由總幹事沈志超發起,不久成立了翻譯委員會,主席是張慕皚,舊約和新約的主任分別是周永健博士和褚永華博士,然後招募了一些專家和名譽顧問。 由《國際中文譯本》至《新漢語譯本》,到底僅僅是改個名字,還是改變整個計劃的理念呢? 「其實這個計劃的理念也漸漸變化。」李耀華解釋:「雖說是用 NIV 的翻譯理念,但得出的結果卻與 NIV 有一點點差距。我們的譯文可以說較傾向『直譯』,相比之下 NIV 反而可算走『中間路線』。其實我們當初的目標,也是希望多點反映原文風貌,並非百份百跟隨 NIV 的路線,所以後來才改名,由《國際中文譯本》改為《新漢語譯本》,為免讀者誤會我們只是 NIV 授權的中文版。」 翻譯的取向 今天《新漢語譯本》只出版了新約,舊約還未完稿,所以我請李耀華謹根據已出版的新約譯本,解釋他們在翻譯上的取向。李耀華表示:「就以現時已出版的新約來說,我們的定位和 NIV 在英語世界的地位,其實也有些差別。NIV 在不少地方選擇了意譯,例如原文連續說兩次的,NIV 通常只譯成說一次,因為要保持語文通順;但我們卻盡量譯成說兩次,直譯的成份可算高於 NIV 一點點。」 在眾多中文譯本中,《新漢語譯本》如何找尋自己的位置呢?「謹就翻譯取向而言,《中文標準譯本》與我們很相似,但語文取向不同,因為他們採用國內通用的語文風格,而且刻意採用較淺白的文字。《和合本修訂版》比以前《和合本》較貼近原文得多,但仍然較注重語文的流暢度,不算很傾向直譯;雖然也算盡力表達原文的所有元素,但有時卻省去了原文的一些字詞和表達形式。《聖經新譯本》其實和我們的路向很接近,比較傾向直譯,語文也保持流順,但較關心保留原文的形式和字詞,多於注重如何把意思的重點帶出來;而且他們也希望保留《和合本》的風格,所以顧慮的地方較多。」 「《新漢語譯本》卻嘗試走另一條路,盡量保持直譯,但又要維持語文流暢,結果現在新約的譯文,多半是『直譯』,但也有一小半以『意譯』方式處理。如以數字表達,直譯和意譯大概是七三之分吧!如果『直譯』的部份未能把原文的意思完全表達,便用注釋補充。我們希望正文和註腳互相配合,帶出原文面貌。雖然我們希望盡量保持直譯,但實在不可能完全直譯,否則難以保持語文流暢,而且更要創造新的詞語;正如《呂振中譯本》直譯的成份比我們多,一般讀者讀起來也許感到吃力。」 註釋的功用 李耀華提到「正文和註釋互相配合」,似乎是譯經的新趨勢。《新漢語譯本》會不會把註釋分為經文評鑑、翻譯註釋和研經註釋三類呢?「最初我們的確曾經考慮把註釋分為三類,這個建議最初由同工張俊明提出。」張俊明曾任中華神學院的講師和教務主任,後來在二千年加入國際聖經協會,兩年後安息主懷。「雖然這是個好建議,但後來我們怕讀者覺得煩瑣,便沒有採納了。而且我們決定了盡量減少『研經註釋』,但著重『翻譯註釋』,盡量以翻譯角度表達,所以感到無須把註釋分類了。」 註釋在聖經中扮演重要角色,似乎是由 NET Bible 而起的。《新漢語譯本》中註釋的功能,是否和 NET Bible 相同呢?李耀華說:「在我們的翻譯計劃中,註釋的功能也不斷在變。在最早期,我們沒有想過《新漢語譯本》會單獨印行,最初只打算出版與《和合本》的並排版,所以便要用註釋來解釋為甚麼我們的譯文與《和合本》不同。由於最初寫註釋是為了這個目的,所以大部份都是『翻譯註釋』。但我們後來發現,如果單單寫『翻譯註釋』,說某句『或譯』如何,原文又如何等等,讀者會感到沉悶,而且不寫理據也不行,所以便多寫理據,解釋為甚樣我們如此譯。後來又發現,讀者都希望通過翻譯看出經文脈絡,所以在關鍵的地方加入譯者對脈絡和結構的理解,但都盡量少作引導性描述,因為我們不想用註釋引導讀者,而希望註釋的內容盡量客觀。最初我們譯四福音書時,有很多『研經註釋』,解釋經文背景,也探討神學觀點,尤其是〈約翰福音〉,註釋初稿中討論了很多這卷書的神學觀,但後來我們刪減了許多。」李耀華強調,他們寫註釋時,沒有看過 NET Bible,功能也不同。 舊約的進度 雖然《新漢語譯本》的新約已在二零一零年出版,但漢語聖經協會仍會繼續修訂,將來出版新舊約全書時,新約將會以修訂後的版本印行。「舊約始終作主導,例如註釋寫多少,寫甚麼,新約也要配合作增刪。另外,新約的語文風格可能也會修改,因為舊約將會傾向國內語文的慣用法,新約也要配合。我希望新舊約全書可以在二零一四年底至二零一五年中之間出版。」 李耀華透露,舊約的翻譯路向,也可能有些調整:「舊約將會更傾向『直譯』,更多保留原文的面貌,但也要維持流暢的中文,其實這是兩個矛盾的目標,不過我們會嘗試這樣做,現在我們還在探索中,不敢說必定可行,但試稿時我們覺得有可能做得到。如果可以做到,則『意譯』的成份將會比已出版的新約版本更低一點,可能直譯和意譯會變成八二之分。我們翻譯新約時,譯者主要是香港本地人,但現在翻譯舊約時,多了國內譯者參與,他們部份更留在我們這裡當編輯。」這或許也是香港各行各業的近況吧。 網上聖經 話題轉到業務推廣。為甚麼漢語聖經協會把《新漢語譯本》的全文和註釋都放在互聯網,供大家免費閱讀呢?「這是我們董事會和總幹事的意願,主要原因是為讀者提供讀新的譯本的好處, 多於推銷新的譯本,更可以立刻服侍國內外的讀者,所以只能嘗試通過互聯網接觸國內外讀者。這是個新嘗試,我們不知道免費的網上版會不會影響印刷本的銷量。 「我們當然希望《新漢語譯本》可成為主流中文譯本,但我們的心態是順其自然,只要大家認為這是一個好的譯本,或適合研讀的工具,也是美事。就讓時間見證汰弱留強的過程吧!待舊約完成後,我們會出版中英對照和研讀本。」 事奉之路 在訪問尾聲,我請他們介紹如何踏上事奉之路。李耀華說:「我讀神學前,已對希臘文和希伯來文感興趣,自己學懂了。我在國際聖經協會當過幹事半年,後來離開了,全時間讀神學,一九九九年神學畢業,再次加盟,參與這個譯經計劃,至今已十三年了。」 馬榮德說:「我來了不太久,之前我已有十五年牧會經驗。坦白說,我以前教主日學從不在意用甚麼譯本,因為任何譯本也隔了一重,所以我經常用各種工具去了解原文。我現職負責製作研經材料,發現《新漢語譯本》很能呈現原文的面貌,相比其他『意譯』成份較多的譯本,較少譯者主觀的詮釋,可以『讓原文說話』,很配合香港教會的需要。現在我負責製作的研經材料都會在網上刊載,第一卷書是〈希伯來書〉,內容集中分析書卷的結構,希望讓讀者從而理解經文。」 《新漢語譯本》的團隊現正忙於趕工,但仍抽空接受訪問,實在感激萬分,期望可盡快讀到他們的新舊約全書。 作者:小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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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尖沙咀,繁忙的商業區。難得一天假期,可以閒坐在香港聖經公會位於尖沙咀的辦公室,與出版部的高級經理李秀芳(Loretta)天南地北,遠眺路上行人神色匆匆,別有一番體會。 香港聖經公會的典故 香港聖經公會是聯合聖經公會 (United Bible Societies)的成員,後者在一九四六年成立,與聯合國同年,當時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聯絡各地的聖經公會,互相分享資源。聯合聖經公會現有一百四十七個組織成員;全球的聖經發行工作,大約有八成由聯合聖經公會的成員負責。不過,李秀芳指出,聯合聖經公會還有另一重要使命:「除了翻譯和出版聖經外,聯合聖經公會的使命,可以用英文 “scripture engagement” 一詞總結,就是積極把聖經傳給還未有機會接觸到福音的民族,讓聖經改變他們的生命,也在發展中地區開辦識字班,希望更多人有能力自行閱讀聖經,而不是靠別人轉述二手資料。聯合聖經公會也與有關機構合作,推展 Faith Comes by Hearing 的計劃,把聖經內容錄製成不同語言,以新約為主,在各地免費播放。另外,也參與對抗愛滋病,即『好撒瑪利亞人計劃』。」 也許本網誌的讀者,對聯合聖經公會的種種工作中,最感興趣的還是聖經翻譯研究。李秀芳在訪問中提到,不少聖經研究的學術材料,都是由該會的學者發表,例如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BHS) 和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The Greek New Testament),主要由德國聖經公會支持研究和出版,但歡迎非會員的譯者參考和採納。聯合聖經公會由一九五零年起出版The Bible Translator 期刊,討論聖經翻譯的理論和實踐,研究如何改善翻譯,對所有聖經譯者都有實際幫助。 要研究中文聖經的歷史,不能光談聯合聖經公會,畢竟該會只有不足七十年的歷史。事實上,全球第一個聖經公會是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前譯「大英聖書公會」,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其地位由該會的網址謹自稱為 “Bible Society” (而沒有「英國」等字眼) 可見一斑。李秀芳回顧過去,同時也在數算神的恩典:「十九世紀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除了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外,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也有資助。後來歐美各國相繼成立聖經公會,除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外,美國聖經公會和蘇格蘭聖經公會也積極來華,一九一九年的《官話和合本》也是由這三個聖經公會共同資助翻譯、印刷和出版。《官話和合本》出版後幾年,中華聖經會成立,接手負責出版和發行該譯本的工作。到了一九四八年,因局勢轉變,中華聖經會決議暫時遷到香港;一九五零年『香港聖經會』正式成立。由於當時香港聖經會同時負責台灣地區的聖經發行,所以在一九五九年便易名為『香港及台灣聖經公會』。當時香港很快成了全球的聖經印刷中心,不單全世界的中文聖經都在香港印刷,甚至也接到不少印刷英文和法文聖經的訂單,在香港印刷後分發到世界各地,這對香港聖經公會的財政有很大幫助。最初香港聖經公會成立的資金依賴外國聖經公會支持,但不久已財政獨立,甚至反過來可以有餘,資助其他發展中地區的聖經公會。因此,在一九六四年,香港和台灣兩地的辦公室分別獨立,這邊廂易名為『香港聖經公會』,那邊廂則命名為『台灣聖經公會』。」 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香港工業急速發展,各行各業都有成功故事。聖經印刷業在短短十年八載發展成熟,對香港土生土長的人而言,這種故事可謂耳熟能詳!不過,時移世易,李秀芳表示,現今的聖經,不論任何語文,許多都在中國內地印刷,只有要求特別精美或薄裝的聖經,才考慮由荷蘭或韓國等地的印刷廠印製。這也是預料之內的發展——今天還有多少品牌沒有「中國製造」的產品或部件呢? 和合本的修訂計劃 話題轉到《和合本修訂版》,李秀芳說,這跟一九八九年的《新標點和合本》一樣,由於花費龐大,因此這兩個譯本最初都是由聯合聖經公會統籌:「到了二零零零年,聯合聖經公會的亞太區中心遷到澳洲,難以繼續統籌《和合本修訂版》的工作,所以香港聖經公會便接手,負責行政和管理編譯進度和內容等。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有幾位華人翻譯顧問,他們其中一兩位先草擬初稿,然後交給審閱委員作修訂,接著交予原稿修訂員修訂,才給中國基督教兩會審閱,然後由編輯小組整理和審核,包括周聯華博士、駱維仁博士、梁望惠博士等,他們都是受邀於聯合聖經公會,之後修訂稿會交給世界各地的學者審閱,最後由聯合聖經公會的翻譯顧問統整和審批,經常如是者來來回回七、八轉才可定稿。」 李秀芳指出,內地的審稿學者,都是委託基督教全國兩會聘請,其中主要來自南京神學院。「全國兩會」(英譯縮寫為 CCC/TSPM)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簡稱「全國三自」,英譯名為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即 “National TSPM”) 及中國基督教協會(簡稱「全國基協」,英譯名為 China Christian Council,縮寫為 “CCC”) 。 「不修不行」 《和合本修訂版》在網上刊登的頭兩條修訂原則是「並非為修訂而修訂,故盡量以少修為原則」和「保持《和合本》原有之風格」,究竟實際上指甚麼呢?李秀芳細心由修訂的背景開始解釋:「《官話和合本》在一九一九年出版,當時白話文運動剛起步,可以說,出版《和合本》有推動白話文運動的意義,但現在相隔那麼多年,白話文已改變不少,現在有不少人感到不易讀。一九六零年代,美國聖經公會的尤金.奈達博士(Eugene Nida) 提出『功能對等』的翻譯理論,聯合聖經公會便主動提出,按奈達博士的理論重譯中文聖經,最後完成並出版《現代中文譯本》。」所謂「功能對等」,譯自 “dynamic equivalence”,又稱 “thought for thought”。美國聖經公會在一九七六年根據這個理論翻譯英文聖經,以 Good News Bible: The Bible in Today's English Version 為名出版,簡稱 Today’s English Version (TEV) 、Good News Bible (GNB) 或 Good News Translation (GNT) 。《現代中文譯本》(Today Chinese Version) 正是 TEV 的中文版。 李秀芳接著解釋:「但是,《和合本》盡量以直譯原文為原則,與《現代中文譯本》差別很大。」雖然在訪問時沒有說,但我自己認為這正是《現代中文譯本》在推出後多年仍未能在華人教會普及的原因。李秀芳繼續說:「一九八四年,聯合聖經公會的代表和香港、台灣、東南亞各地的華人教牧曾經在台灣舉行會議,擬定修訂《和合本》的原則,最後的共識,除了『忠於原文』這個必然的結論外,就是『並非為修訂而修訂,故盡量以少修為原則』和『保持《和合本》原有之風格』這兩條。」以上的會議曾於《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報導。李秀芳強調,這不單單是聯合聖經公會訂立的原則,而是所有參與該會議的華人教牧同工的共識。「我們不要忘記,如果只顧著『忠於原文』,有時可能會令句子結構變得難以明白,例如《呂振中譯本》,譯文公認忠於原文,但不能否認有時某些句子較難理解。如何在兩者之間取捨,實在很困難。」 「一九八九年出版《新標點和合本》,可以算是該會議之後踏出的第一步,但修改幅度有限,只是改用現代標點符號,修改了部份人名和地名,按性別和物件區別使用第三人稱代詞(他、她、它),及修訂部份冷僻中文字等,主要想看看大家的反應。」 「還有另一個問題,不少華人信徒都不願意看到《和合本》的內容被修改。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修訂《和合本》的原因不僅是語文問題,還有釋經學、原文考究和聖經翻譯研究的發展,都叫我們不能不修訂聖經,例如死海古卷的發現對聖經翻譯有很深遠的影響,但華人信徒熟讀的《和合本》,卻是在死海古卷前出版的。大家看看《和合本》和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的中英對照聖經便可知道,中英文版本在不少地方根本不能對得上。可想而知,我們確實需要修訂《和合本》。」 獨生子、弟兄、耶和華 原文考究的成果令我們對《和合本》「不修不行」,但大家的共識卻是「並非為修訂而修訂」,究竟兩者如何妥協呢?李秀芳說,「不修不行」還是以原文為準:「例如〈約翰福音〉3:16,我們把『獨生子』改為『獨一的兒子』,因為原文的確沒有『生』的意思,這根本不是底本年代的問題,即使當年用的底本也是同樣沒有『生』,所以必須修改。可是,如果《和合本》的用詞與原文的意思相近,例如說主耶穌『周遊』(〈路加福音〉8:1),我們不會改為『遊覽』。如果同一個字詞在聖經出現過二、三百次,便代表這個字詞意思很廣泛,在不同的語境可以有不同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在不同的章節採用不同的中文翻譯,不會強求全本聖經統一翻譯該字詞。只有一些不常出現的字詞,才會統一用一個中文詞語對等翻譯,因為不常出現也反映該字的意思獨特。《和合本修訂版》的修改,大部份都是如此這般,由原文而起。」 既然提到字詞,我便要問「弟兄」和「兄弟」這兩個詞的取捨,因為希臘文根本沒有如此分辨。李秀芳解釋:「其實《和合本》也沒有明確區分『弟兄』和『兄弟』的用法,前後有時也不一樣。《和合本修訂版》的編輯委員會考慮到華人信徒讀聖經的習慣,一向有區分『弟兄』和『兄弟』的意思,所以便按語境分開翻譯,肯定有血源關係的才譯『兄弟』,否則便譯『弟兄』。我們認為,這既對原文沒有太大影響,又可幫助讀者理解內容,可以接受。」 那麼「耶和華」這個名稱又如何呢?李秀芳說:「其實在進行修訂期間,曾有意見提出這次修訂應為『耶和華』正名。但始終這不是一個新的譯本,而是『修訂版』,即『第二版』,正如教科書也有『第二版』、『第三版』等,NIV 也有,我們認為很多問題都不應在《和合本修訂版》處理,而應該留待一個全新的譯本來處理。事實上,現在教會對『耶和華』這個問題也有分歧,我們不願因這個問題影響大家同讀一本聖經的機會。《和合本》在過去的地位無可置疑,內地信徒在過去艱難的日子背誦的聖經是《和合本》,海外眾多的華人信徒也是讀《和合本》,我們希望《和合本修訂版》可以繼承這個地位,無論華人身在世界何方,都讀同一本聖經,令大家在華人事工和神學發展等工作上,都有同一基礎。當然我們也歡迎其他中文譯本,但也希望大家先有同一基礎,其他的譯本可以作補充參考。我明白英語世界的情況很不同,寫神學文章時,會引用不同的英文譯本,相信隨著華人的神學發展,也可以容納幾個不同的譯本做中文的神學工作。」 咒詛和詛咒 在訪問中,李秀芳多次提到他們很注重內地的讀者,例如她提到《和合本》用「咒詛」,我在訪問後查《康熙字典》,見到「詛」字的解釋,是引《廣韻》「咒詛」,證明在當年是正規用法。李秀芳說:「但是,內地現在流行用倒轉的『詛咒』,內地現代的詞典也是『詛咒』,所以我們認為,應要遷就讀者較多的國內同胞,便決定用『詛咒』。又例如在人名和地名方面,我們也特別考慮到內地在音譯上有約定俗成的做法,所以《和合本修訂版》也要重譯某些人名和地名,甚至有些情況下會返回用一九一九年《和合本》的譯名。」李秀芳說,在今年的六月,香港聖經公會與全國兩會合作,讓全國兩會出版《和合本修訂版》簡體字版,這是除了《和合本》外,唯一可以合法在內地發行和出售的中文聖經。 出版計劃 李秀芳也談到香港聖經公會將會出版《和合本修訂版》和 NIV 的中英對照版,另外也在製作中文和法文的對照版聖經。為甚麼會選NIV作中英對照的頭炮呢?李秀芳答道:「因為NIV在香港實在較多信徒使用,而我們也曾與該機構的代表會面,互相很欣賞對方的工作,所以一拍即合,決定出版這個中英對照的版本。其實我們也有考慮用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ESV),不過新加坡聖經公會已計劃出版 ESV 和簡體版《和合版修訂本》的中英對照版,我們不想重疊資源。我們也與聯合聖經公會各地的會員合作,陸續出版其他雙語版,包括中文與韓文、葡萄牙文、馬來文、德文對照等,因為華人分散世界各地居住,華人的下一代可能用當地的語言作日常用語,但我也希望這些雙語版可以照顧他們的需要,保留他們漢語文化的根。」 滿有恩典的工作 話題轉到李秀芳自己的事奉經歷:「我加入香港聖經公會已有六年多的時間。我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在宣道出版社當編輯。雖然我自小患有小兒麻痹症,但是上帝給我讀書的機會,因此我一直很感謝上帝給我許多恩典。」她坐在輪椅上向我坦白表明她在主內的經歷:「當時我的想法很單純,一心打算在畢業後花一年的時間事奉上帝,然後再做『其他』的事情。但我一到宣道出版社,便發現上帝的工場何等荒涼,所以在那裡轉眼便度過了四五年的光陰,接著我到福音證主協會,做了十多年,上帝又帶領我加入香港聖經公會。我之前翻譯和負責出版一些釋經書,但無可否認,所有釋經書的基礎都是聖經,最核心的出版工作必然是出版聖經。聖經只有一本,當中滿有祝福,我現在可以參與其中,實在是個恩典。我剛加入香港聖經公會時,《和合本修訂版》的新約已經完稿,但舊約還未完成,現在終於看見它面世了。」 最後我問李秀芳,從事聖經翻譯工作的感受,她由衷說:「我覺得參與聖經翻譯是一項尊貴的工作。聯合聖經公會的華人翻譯顧問其實只有五位,包括香港的黃錫木博士,身在法國的洪放博士,另外的三位也不是長居香港,即尤垂然博士、施尤禮博士和彭國瑋博士。我現在才明白,翻譯聖經的確要花很長時間。我曾經聽過洪博士分享,他在斐濟某個島住了一兩年,在當地一邊學習他們的風土民情,一邊審閱當地譯者的初稿。全新翻譯一種語文的聖經,由最初籌備至出版發行,可能要花二、三十年的時間;翻譯聖經是個終生的工作。」 「根據我們的統計,全球共有約六千五百種語言,已翻譯了聖經部份內容的只有二千五百多種語言,其中更只有四百多種語言完成了聖經新舊約全書。也許這四百多種語言已覆蓋全球超過九成的人口,但他們都是較富裕的一群;其餘未能以母語閱讀聖經的,都是身處偏遠地區的民族,可能人口只有十萬,甚至更少,我們是否可以忽略他們的需要呢?上帝絕非以經濟效益來衡量福音工作,所以聯合聖經公會便資助這些翻譯計劃。在中國內地,也有一些少數民族不熟悉漢字,聯合聖經公會也會支持當地的翻譯工作,但我還是感到杯水車薪,因為世上還有許多人不能以母語接觸聖經。我常在想,是否可以有更多華人學者加入聖經翻譯的事工呢?」 訪問完結前,李秀芳再三表示,香港聖經公會很歡迎各界對《和合本修訂版》提出意見,因為大家都明白,任何譯本總會有沙石,她希望可以像外國一樣,每隔二、三十年便可以基於上一個版本而出版一個修訂版。未知您對這個版本有甚麼意見呢?大家不妨分享。 作者:小標
作者:小標 ![]() 二零一二年,初夏,陽光燦爛的一天。《新普及譯本》新舊約全書出版前夕,漢語聖經協會的同工正忙於作最後準備;但難得正在這個繁忙的時刻,該會出版部主任郭清容(Patsy)、編輯劉慶萍(Doris)和市場部主任李寶芬(Jessie),都一起抽空接受我的訪問。 會面開始時,大家由該會的前身——當代聖經出版社談起。 由《當代聖經》到今天 當代聖經出版社於一九八七年成立,前身是新力出版社(Living Bibles International, LBI)的香港辦事處,而LBI正是推動以The Living Bible 的模式在各地出版其他語言譯本的主腦。回看一九六二年,美國的戴肯尼(Kenneth N. Taylor)把聖經的新約書信,根據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美國標準譯本》)再意譯(paraphrased)成淺白的英語,自資以 Living Letters 為名印刷成書,並順道成立丁道爾出版社(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推動戴肯尼重新意譯新約書信的原動力,正是他自己的孩子——他希望兒童也可以讀得懂聖經。」劉慶萍把戴肯尼翻譯聖經的背景娓娓道來,我也有同感,兒女往往是父母做事的原動力——可能也包括我寫這個網站在內。 戴肯尼的The Living Bible在一九七一年出版,四年後中文版新約在香港以《當代福音》為名出版,在台灣則稱為《今日佳音》。郭清容解釋:「本會總幹事沈志超先生告訴我,當年出版《當代聖經》有著清晰的福音使命,是要讓初信的弟兄姊妹,甚至未信的朋友,都可以透過淺白的中文認識聖經。」《當代聖經》的出版行政事務,初期由天道書樓支持;後來一九八七年當代聖經出版社成立,顧名思義,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處理《當代聖經》的出版事宜。 一九九二年,LBI與總部同是設在美國的國際聖經協會(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IBS)合併,新機構以國際聖經協會為名。因此,香港的當代聖經出版社也在同一時間改名為漢語聖經協會。國際聖經協會是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的出版機構,現已改名為Biblica。 劉慶萍坦言:「一九九六年,丁道爾出版社推出全新的英文譯本,稱為New Living Translation, NLT,但譯文明顯可見The Living Bible的影子,有些評論認為譯筆過份隨意。但New Living Translation隨即重新修訂,在二零零四年出版第二版,則嘗試以較貼近原文的方式翻譯,三年後又再進行了小規模的修訂。」一般簡介英文聖經的指南(例如 Rhodes, 2009, 第148頁) ,都直指New Living Translation的翻譯比The Living Bible準確得多。 《新普及譯本》的使命 香港的漢語聖經協會,何時開始構思出版New Living Translation的中文版呢?郭清容回憶道:「我們早於二零零三年已經開始構思這個中文版了。這個譯本稱為《新普及譯本》,出版目的與《當代聖經》相同,對象同樣是慕道的朋友和初信的信徒,我們都希望他們多讀聖經。」 雖說The Living Bible是New Living Translation的前身,但兩者的翻譯過程卻有顯著分別,前者是一個人由英文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重寫而成,嚴格來說不是「翻譯」,但後者卻是由九十位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學者翻譯而成的作品。劉慶萍說:「我們在翻譯《新普及譯本》的過程中,感到New Living Translation流暢、易明,除了慕道和初信的讀者感興趣外,其實也可以給熟悉聖經的讀者帶來嶄新的讀經體會,讓讀者可一口氣讀畢較長篇的經文,幫助讀者跨過讀經時遇到的障礙,享受讀經的樂趣。這是《新普及譯本》比《當代聖經》更廣闊的目標。」但她強調,他們並沒有放棄《當代聖經》當初以傳福音為主的出版使命。 與《新漢語譯本》的分工 李寶芬以市場部的角度,分析《新普及譯本》和同屬該會出版的《新漢語譯本》的分工。「《新漢語譯本》直接由原文翻譯而成,注重原文考究,加插大量注釋,定位以研經為主。《新普及譯本》的目標卻是吸引人閱讀聖經,不會讓人感到內容難懂。」李寶芬以〈傳道書〉1:2為例,舊譯的疊句「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對初信者而言可能難以理解,但《新普及譯本》便以單句「一切都毫無意義」代替,讓讀者毫無困難地繼續讀下去。「《新普及譯本》是要讓未信的朋友和初信的信徒愛上聖經!我們希望,當他們愛上讀經後,《新漢語譯本》便可以接力,帶領他們進入另一層次。」 郭清容則以語文角度分析兩者的分別:「New Living Translation的語文程度是初中生,《新普及譯本》也相同,因此我們在翻譯時也會選用淺白的詞彙;《新漢語譯本》的譯者卻沒有受此限制,而我們也預料,只有語文能力較高的讀者才可充份理解後者的譯注。不過,為了保留譯文的文學價值,我們翻譯《新普及譯本》時也沒有刻意避開本地初中語文課程沒有涵蓋的詞彙,只是在我們能力範圍內盡量採用淺白的字詞。」 劉慶萍提及《新普及譯本》的特色是以中英對照的形式出版:「我們希望可以幫助讀者達至『讀聖經、學語文』的目標。雖然市面上有其他版本的中英對照聖經,例如《和合本》對照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但其實兩者根本不能逐句對得上。真正可以對照中英句子的聖經,《新普及譯本》是市面上第一本。」 翻譯工作點滴 話題轉到翻譯工作上。《新普及譯本》的團隊先把New Living Translation由英文翻譯成中文,然後再邀請懂原文的學者審稿。「丁道爾出版社給我們很大的自由空間,只要不離開New Living Translation的英文內容,便放手讓我們自行演繹翻譯方針。他們與我們一直合作愉快,除了此譯本外,也有合作其他項目。」 New Living Translation初版至第二、三版的修訂經歷,對他們有甚麼啟示呢?「對譯文的準確度和流暢度兩者,我們都同樣關注,不會只顧行文流暢而不理會內容是否準確。我們待學者審稿後,也會再潤飾譯文,把不同譯者的手稿修訂及整合,這也花了不少工夫。」 雖然《新普及譯本》是按New Living Translation翻譯的全新譯本,但郭清容表示:「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有些用詞的取捨與約定俗成的用法有關,我們沒有改變,好讓華人讀者更清晰了解經文。」例如在〈馬太福音〉1:11與18:35,New Living Translation都用 “brothers”,但根據上文下理,前者指有血緣的兄弟,而後者明顯指信仰群體中的同道,過去華人教會習慣用「弟兄」表達後者,郭清容說,「我們分別用『兄弟』和『弟兄』翻譯,這是約定俗成的稱謂,《新普及譯本》無意改變。」依我看,《新普及譯本》的對象始終是以信徒日常使用為主,並非學術或文學作品,實在難以忽略約定俗成的習慣。 香港的中文或多或少已受「歐化文法」污染,例如過多使用被動句;我才疏學淺,恐怕已經不自覺地「污染」了本網站中的不少文章。《新普及譯本》是名副其實的中英對照譯本,能否獨善其身呢?郭清容倒明白大家為何如此擔心:「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我們十分重視中文表達的流暢度。在序言中,我們提到此譯本的特色是『明快流暢、易讀易明』,我們的編輯工作就是朝着這個目標邁進,顧及中文應有的表達方法。」 郭清容也提到電腦科技的運用:「電腦切實幫助我們加快工作,例如 BibleWorks 可方便我們在翻譯時參考原文,也可幫助我們查閱一些在New Living Translation中重複出現的字。我回想上世紀的譯者,沒有電腦協助也可以出版優良的譯本,實在感到驚訝!」 感恩的工作 在整個《新普及譯本》籌備至出版的過程,劉慶萍深深體會到上帝奇妙的預備:「每位同工都各有所長,大家又互相配搭。在整個團隊磨合的過程中,也讓我學習到許多道理。例如,當幾位編輯要討論如何翻譯某句或某詞時,不時衍生許多新建議,最後大家可以在討論中找到最合適的譯文。因此我體會到,並非我們任何個別一位的才智可以勝任聖經翻譯工作,而是神賜給各人都有不同的能力,好叫我們合作,完成工作。舉例說,曾經有一份譯稿中有些錯處,分別由好幾位同工仔細校對後也找不著,但最後過目的一位卻看到了,這令我體會合作的重要。翻譯聖經是美妙的事工,實在感謝主可以讓我參與其中。」 郭清容也分享她的經歷:「上帝給我們的說話是永恆的禮物;相比之下,人實在很渺小。能力無限的上帝讓智慧有限的人參與祂的工作,是我們的榮幸,也是福份。我們不敢奢望《新普及譯本》是最受歡迎的譯本,只期望我們的讀者更喜歡讀聖經。回想過去幾年,翻譯的過程困難重重,就是到了付印的階段,我們也碰到電腦檔案的技術問題,我無計可施,只有低頭向上帝哀求:『上帝我應怎麼辦?再弄不好就印不了!』奇妙地,在最後關頭,對我們來說是複雜無比的電腦技術問題,不知如何便解決了。天父讓我們經歷祂的信實,是寶貴的人生經驗。」 李寶芬也談到她在漢語聖經協會工作三年多的體驗:「我初上任時,經歷《新漢語譯本》的新約面世,才知道聖經翻譯是很艱巨的工作。我負責推廣的工作,推介聖經是很『美麗』的差使。這個工作崗位也令我得益良多,因為我自己也可以更明白聖經的內容,個人靈命也成長不少。我的親身經歷讓我確信,每個年代總要有新的譯本配合當代的需要。新的譯本並非要取代舊的譯本,因為每個譯本的最終目的,都是要大家更深入認識聖經。」 李寶芬最後談到《新普及譯本》的推廣計劃:「我們的對象包括兩岸的讀者,因此會推出簡體字版。在翻譯時,我們也有考慮內地、台灣和香港的用語習慣,採用大家都看得懂的詞彙。另外,由於讀者以年青人為主,電子版也會同時推出,也考慮稍後推出字體較小的印刷版,因為年青人無須閱讀原版大小的字體……」我剛開始有點「老花」(presbyopia),但寶芬比我年輕得多,大概不懂得老花之苦。既然對象是年青人,印刷袖珍版也無可厚非,但我卻更期望有 iOS、Android 和 Kindle 版,也希望可以在漢語聖經協會網站刊登;原因是,電子版的字體可以自行放大,比印刷版更適合一些開始老花,但又不願戴上「老花眼鏡」承認自己年紀漸老的中年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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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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