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讀者問,是否我在香港長大,才特別關心翻譯這回事?老實說,我自己也不知道,兩者有多大關係。不過,香港過去二百年來,直至今天,仍然是華洋雜處之地,也和聖經翻譯息息相關。 例如早在1840年出版的《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即新約全書) 修訂版,由郭實臘(Karl Gützlaff,來自德裔荷蘭差會,又名郭士立)、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來自英國倫敦會)、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來自美國公理會)、馬儒翰(John R. Morrison,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之子)組成四人小組,以文言文翻譯,就是在香港出版。其後有許多其他聖經譯本,也是在香港排版,印刷和發行。 為什麼我提到《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呢?因為此書早在1840年在香港印刷出版。那麼1840年又有什麼特別呢?1840年,大清與英國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道光帝派欽差大臣琦善到廣州與英軍談判,1841年草擬《穿鼻草約》,擬割讓香港給英國,但大清與英國雙方都不承認該草約,戰事繼續,後來清兵戰敗,1842年簽訂《中英南京條約》,大清割讓香港島及鴨脷洲與英國。1843年英國頒發《英皇制誥》(Letters Patent),是當時香港的憲法,確立英式的「三權」鼎立模式,成立行政 (香港總督)、立法 (定例局)、和司法 (香港最高法院)。 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我看到幾點: 一、戰亂也不能令聖經翻譯終止; 二、西方宣教士早在香港割讓前已來華 (此譯本的翻譯工作早在鴉片戰爭前十年已開始); 三、香港早在割讓前已經是華人社會中最先進的地方之一,擁有印刷術,也享有出版自由 (原因以香港口語的說法是「山高皇帝遠」,此話源自明朝黃溥的《閒中今古錄摘抄》,原文為「天高皇帝遠」,傳至香港改為「山」,相信是指香港的太平山)。1839年,英國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將馬六甲英華書院(Ying Wa College)及其印刷廠的中文鉛活字和印刷機器,遷往香港,香港首份華文報章《遐邇貫珍》就是用英華書院的漢字活版印刷廠印刷發行的。詳見:「英華書院創校二百年歷史展覽 ── 傳道授業在香江」展覽。 今早如常上班,路經香港的核心地點,包括建於百多年前的香港終審法院、建於幾十年前的大會堂和香港會,見天氣不錯,便拍攝了幾段影片,紀錄這個我從未離開過的都市。 下班後上了寶馬山,拍攝維多利亞港的黃昏: 維多利亞港日落的拍攝地點:
0 評論
作者:小標 達拉斯神學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上載了一些學者座談會的錄音,其中一集討論聖經翻譯在不同文化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值得向大家推薦。 討論的內容精選: 01分21秒:聖經譯者面對的問題 05分37鈔:阿拉伯文引起的翻譯問題 11分24秒:「神」的翻譯 21分04秒:譯者的註釋 25分09秒:「神子」的翻譯 30分50秒:「人子」的翻譯 全片長半小時,內容輕鬆,深入淺出。參與討論的學者包括:Dr. Mark Bailey, Dr. Darrell Bock, Dr. Scott Horrell, and Dr. Imad Shehadeh。
如不想看,也可以閱讀文字版本: |
文章更新日期
十一月 2023
文章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