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振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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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振中由1940年辭任閩南神學院的教席起，開始專注翻譯聖經。他在《呂譯新約初稿》的〈序〉中，表明該譯本的對象是知識份子、神學生和解經家，「供學子之鑽研探索」；這與聯合聖經公會「廣泛推廣聖經」的理念南源北撤。
根據呂振中的兒子呂榮安所述，《呂譯新約初稿》根據英國牛津大學蘇德爾(Alexander Souter, 1910 (1st ed.), 1947 (2nd ed.))編的希臘文新約翻譯；而《新約新譯修稿》則是以位於史特加的符騰堡聖經公會(Württemberg Bible Society Stuttgart)印行的聶斯黎(D. Eberhard Nestle, 1941 (17th ed.))的編本第十七版為根據。至於舊約，據說(陳少蘭, 2005, 頁54)呂氏主要參考「馬所拉文本」(Masoretic Text)，但也有參考其他底本。 呂氏以白話翻譯聖經，而不是半白話、半文言。他在〈序〉中明言，他的譯文「以直譯為主」，注重原文和中文字詞的對應，「一詞一句，一字一點，皆須注意周到，不可輕率放過……雖然，亦不可以詞害意，須將信達雅兼籌並顧，庶免偏廢。」美國聖經公會的翻譯專家奈達(Eugene A. Nida)曾經在1956年5月10日致賈保羅(Robert P. Kramers)的信中提到(李雋，2010)，他認為呂振中的譯文太看重字詞的對應，卻沒有顧及意思的「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而動態對等正正是由奈達提出，主導了當年聯合聖經公會的聖經翻譯理論。呂氏與聯合聖經公會的翻譯理念很大分別，但難得公會一直繼續財政支援他翻譯《呂振中譯本》，並由香港聖經公會代為印刷及發行。 由於呂氏注重原文和中文字詞的對應，句子的結構有時難免偏離中文語法，以致有人批評此譯本「完全違反了中文的詞性用法和句法」(Fred. C. C. Peng)，甚至「不像古語，不像今語——根本不像中國語」(劉翼凌，1963；李雋，2010)。這可能是呂氏預計之內的，正如他在〈序〉中解釋：「譯經之文體問題，不必完全避免非中國式之語法，實可盡量應用中國之語法，或中國人所說得通而聽得懂之新語法，將新約時代原文之真義與思想，予以他譯介紹，使今日讀者宛然置身於二千年前之猶太社會中。」在直譯原文時，「其遣詞用字，力求準確劃一，盡量保持原文語法之結構，不增不減，不趨易，不避難；務使語氣連貫，輕重得体，以維信達雅之最大均衡。新造詞語，皆有其理由在。」「但是，譯者深知：每欲保持某種字句譯法之劃一，或欲直譯原文之語法，不得不以比較冗長之詞句出之，未免有傷於雅。然為存信之故，尚有他道乎？」(呂榮安引述) 雖然譯者自己承認其譯文可能偶有偏離中文語法，但偏離的幅度是否可以接受，卻人言人殊。今天各地華文報章雜誌，隨手可見英語化句子結構，相比呂氏偶然採用的「新語法」，不知嚴重千萬倍！ 大英聖書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後稱「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在1960年代曾邀請各地十多位翻譯顧問評論《呂振中譯本》舊約的部份譯文稿，除了「偏離中文語法」外，另一較有趣的評語是譯文「太過粗俗」(李雋，2011)，例子包括： 1. 〈出埃及記〉20:19：可別讓上帝和我們說話 2. 〈詩篇〉37:24：他雖仆倒，也不至于倒栽蔥地被拋擲 究竟哪個詞語「太過粗俗」呢？現代讀者也許從沒想過這個指責何來。「粗俗」與否，標準可能隨時代變遷。上述兩個例子中，當年各專家指「可別讓」太粗俗，應譯為「不要」；「倒栽蔥」也太不莊重，可能當年專家認為，清朝《隋唐演義》第33回也用「倒栽蔥」，聖經不應是章回小說的檔次吧！但到了今天，相信再沒有多少人認為「可別讓」或「倒栽蔥」太過粗俗。 以今天眼光看，《呂振中譯本》注重字詞對應，適合研經用，讀者較易感受原文的模樣；也適合語文程度較高的讀者。但正因如此，呂氏未能兼顧文字是否聲韻鏗鏘，不太適合朗讀用；也不適合中文程度低於中學畢業及格水平的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