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約中的預言書：啟示錄
這卷書的名稱來自其原文的第一個字，意思就是「啟示」。這卷書成書的日期很早，大約是公元95年，甚至初稿可能在更早時出現，但在很後期才被接納成典。
西諾普的馬吉安 (Marcion of Sinope, 約85-160) 可能是史上首位嘗試彙集新約書卷的人，但他彙集的書卷只包括〈路加福音〉的刪減版及10卷「保羅書信」，沒有包括〈啟示錄〉在內。同期的殉道者游斯丁 (Justin Martyr, 約 100–165) 在著作中也沒有直接引述〈啟示錄〉，但他卻提到「有位名叫約翰的基督使徒」，也提到這位使徒有「領受啟示」及作出「預言」；似乎在游斯丁的心目中，〈啟示錄〉有一定地位。游斯丁在《與特來弗對話錄》第81章(Dialogue with Trypho，約在160年左右成書)寫到：「還有，我們當中有人是基督的使徒，名叫約翰，在他領受的啟示中預言，信基督的人將在耶路撒冷度過千年……」(見原文的英譯本)。
到了二世紀末至三世紀初，有更多著作開始有提及〈啟示錄〉。約公元180年，愛任紐(Irenaeus，約120–200)在 Adversus Haereses (反駁異端) 一書中(5:26–36)清晰地提及和引用〈啟示錄〉。後來《穆拉多利殘卷》(the Muratorian fragment，一般認為是第二世紀末作品) 載有書目，包括現今新約正典27卷書之中的22卷，其中包括〈啟示錄〉(不過也包括了現今被排除在正典之外的《彼得啟示錄》)。有趣的是，當年有不少人，包括《穆拉多利殘卷》的作者和下一段提及的特土良，都以為〈啟示錄〉的作者約翰，就是〈約翰福音〉的使徒約翰。
生於北非的特土良(Tertullian，約155–240)，首次在著作中用「新約」這名稱，他的「新約」書目只有22卷書，包括〈啟示錄〉；而他的書目採用了嚴格的標準，納入的書卷都必須出自使徒手筆或由使徒授權(Bruce, 1988, 第181頁)。同期的埃及亞歷山大教父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約150–215)，其開放的風格與特土良相反，願意在他的著作中引用新約時期的經外文獻，例如《埃及人福音》(Gospel according to the Egyptians)、《彼得啟示錄》(Apocalypse of Peter)等，甚至經常引用異教文化來說明基督的真理。革利免與《穆拉多利殘卷》的作者一樣，對〈啟示錄〉毫不猶疑(Bruce, 1988, 第186–191頁)。
革利免的學生俄利根 (Origen, 約185-254) 把書卷分三級：即「受公認」、「存疑」和「不真實」；而他認為有21卷書屬第一級，其中包括〈啟示錄〉。但有另外6卷書，今天已屬正典，卻被俄利根評為第二級「存疑」。
其後亞他拿修(或譯亞大納削Athanasius, 293–373) 在367年發表的「復活節函」(Festal Letter)中，列出他認為應該集合成典的著作，明確把〈啟示錄〉列入名單中。見該函有關部份的原文英譯本。
雖然上述的幾位作者都接納〈啟示錄〉，但卻有其他人拒絕接納；即使到了第三至四世紀，仍然有不少人對〈啟示錄〉抱懷疑態度。凱撒利亞的優西比烏(Eusebius, 約260–340)在他的著作《教會歷史》(希臘文：Ἐκκλησιαστικὴ ἱστορία; 拉丁文：Historia Ecclesiastica)就正正描述這種眾說紛紜的情況(Book 3: Chapter 25.1–7)。他把書卷分為「獲公認」、「受爭議」和「不被接納」三類，其中第一類包括：四福音書、〈使徒行傳〉、保羅書信、及「約翰的第一封書信」和「彼得的第一封書信」，「在它們之後，若是真的適合的話，便是〈約翰啟示錄〉，但我們會在適當時間給予不同的意見」。(Arthur Cushman McGiffert (1980)英譯：“.... After them is to be placed, if it really seem proper, the Apocalypse of John, concerning which we shall give the different opinions at the propert time.”) 第二類就是〈雅各書〉、〈猶大書〉、〈彼得後書〉、〈約翰二書〉、〈約翰三書〉。第三類包括《保羅行傳》、《黑馬牧人書》、《彼得啟示錄》、《巴拿巴書信》、《十二使徒遺訓》，「如我剛說，如適合的話，還有〈約翰啟示錄〉，因為有些人不接納，但也有另一些人接納」。(英譯： “... and besides, as I said, the Apocalypse of John, if it seem proper, which some, as I said, reject, but which others class with the accepted books.”) 優西比烏指出〈啟示錄〉的地位受爭議，但又刻意不歸作第二類，是因為當時有部份教會 (主要是西方教會，例如羅馬、米蘭、迦太基等) 完全接納〈啟示錄〉為正典；但一些東方教會 (例如安提阿、凱撒利亞、塞浦路斯等)，包括他本人，卻不接納為〈啟示錄〉正典。就是因為有這兩種極端的觀點，又欠缺中間看法，所以優西比烏便說，〈啟示錄〉是第一或第三類，卻不是第二類。
到了四世紀中，部份東方教會對〈啟示錄〉的正典地位仍有爭議。公元363年，老底嘉大公會議(Council of Laodicea)頒布教會法典第60條(the 60th canon)，宣告新約正典只有26卷，單單排除了〈啟示錄〉。公元394年，以哥念的主教安非羅西(Amphilochius of Iconium，約339–403，以哥念位於現代的土耳其) 在《給塞琉古的抑揚格詩》(Iambics for Seleucus)中，也說「大多數人」不接受〈啟示錄〉(Bruce, 1988, 第212頁)。在397至407年作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約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採用的新約正典只有22卷，不包括〈猶大書〉、〈彼得後書〉、〈約翰二書〉、〈約翰三書〉及〈啟示錄〉。在敘利亞教會，通用的聖經譯本是敘利亞文的《別西大譯本》(Peshitta)，也同樣只有22卷，不包括上述的5卷。一直到了508年，上述5卷書才加入另一敘利亞文的新約譯本《非羅森諾譯本》(the Philoxenian version) (Bruce (1988) 第214頁)。直至今天，東方亞述教會(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或有人稱「聶斯脫里派」(Nestorian)，仍然只承認《別西大譯本》的22卷書為正典(Bruce, 1988, 第214頁)。東方亞述教會與早在唐朝已傳到中華的景教有關。在2010月10月5日，東方亞述教會主教到香港探訪在沙田道風山的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見他們到訪香港的錄影片段：
西諾普的馬吉安 (Marcion of Sinope, 約85-160) 可能是史上首位嘗試彙集新約書卷的人，但他彙集的書卷只包括〈路加福音〉的刪減版及10卷「保羅書信」，沒有包括〈啟示錄〉在內。同期的殉道者游斯丁 (Justin Martyr, 約 100–165) 在著作中也沒有直接引述〈啟示錄〉，但他卻提到「有位名叫約翰的基督使徒」，也提到這位使徒有「領受啟示」及作出「預言」；似乎在游斯丁的心目中，〈啟示錄〉有一定地位。游斯丁在《與特來弗對話錄》第81章(Dialogue with Trypho，約在160年左右成書)寫到：「還有，我們當中有人是基督的使徒，名叫約翰，在他領受的啟示中預言，信基督的人將在耶路撒冷度過千年……」(見原文的英譯本)。
到了二世紀末至三世紀初，有更多著作開始有提及〈啟示錄〉。約公元180年，愛任紐(Irenaeus，約120–200)在 Adversus Haereses (反駁異端) 一書中(5:26–36)清晰地提及和引用〈啟示錄〉。後來《穆拉多利殘卷》(the Muratorian fragment，一般認為是第二世紀末作品) 載有書目，包括現今新約正典27卷書之中的22卷，其中包括〈啟示錄〉(不過也包括了現今被排除在正典之外的《彼得啟示錄》)。有趣的是，當年有不少人，包括《穆拉多利殘卷》的作者和下一段提及的特土良，都以為〈啟示錄〉的作者約翰，就是〈約翰福音〉的使徒約翰。
生於北非的特土良(Tertullian，約155–240)，首次在著作中用「新約」這名稱，他的「新約」書目只有22卷書，包括〈啟示錄〉；而他的書目採用了嚴格的標準，納入的書卷都必須出自使徒手筆或由使徒授權(Bruce, 1988, 第181頁)。同期的埃及亞歷山大教父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約150–215)，其開放的風格與特土良相反，願意在他的著作中引用新約時期的經外文獻，例如《埃及人福音》(Gospel according to the Egyptians)、《彼得啟示錄》(Apocalypse of Peter)等，甚至經常引用異教文化來說明基督的真理。革利免與《穆拉多利殘卷》的作者一樣，對〈啟示錄〉毫不猶疑(Bruce, 1988, 第186–191頁)。
革利免的學生俄利根 (Origen, 約185-254) 把書卷分三級：即「受公認」、「存疑」和「不真實」；而他認為有21卷書屬第一級，其中包括〈啟示錄〉。但有另外6卷書，今天已屬正典，卻被俄利根評為第二級「存疑」。
其後亞他拿修(或譯亞大納削Athanasius, 293–373) 在367年發表的「復活節函」(Festal Letter)中，列出他認為應該集合成典的著作，明確把〈啟示錄〉列入名單中。見該函有關部份的原文英譯本。
雖然上述的幾位作者都接納〈啟示錄〉，但卻有其他人拒絕接納；即使到了第三至四世紀，仍然有不少人對〈啟示錄〉抱懷疑態度。凱撒利亞的優西比烏(Eusebius, 約260–340)在他的著作《教會歷史》(希臘文：Ἐκκλησιαστικὴ ἱστορία; 拉丁文：Historia Ecclesiastica)就正正描述這種眾說紛紜的情況(Book 3: Chapter 25.1–7)。他把書卷分為「獲公認」、「受爭議」和「不被接納」三類，其中第一類包括：四福音書、〈使徒行傳〉、保羅書信、及「約翰的第一封書信」和「彼得的第一封書信」，「在它們之後，若是真的適合的話，便是〈約翰啟示錄〉，但我們會在適當時間給予不同的意見」。(Arthur Cushman McGiffert (1980)英譯：“.... After them is to be placed, if it really seem proper, the Apocalypse of John, concerning which we shall give the different opinions at the propert time.”) 第二類就是〈雅各書〉、〈猶大書〉、〈彼得後書〉、〈約翰二書〉、〈約翰三書〉。第三類包括《保羅行傳》、《黑馬牧人書》、《彼得啟示錄》、《巴拿巴書信》、《十二使徒遺訓》，「如我剛說，如適合的話，還有〈約翰啟示錄〉，因為有些人不接納，但也有另一些人接納」。(英譯： “... and besides, as I said, the Apocalypse of John, if it seem proper, which some, as I said, reject, but which others class with the accepted books.”) 優西比烏指出〈啟示錄〉的地位受爭議，但又刻意不歸作第二類，是因為當時有部份教會 (主要是西方教會，例如羅馬、米蘭、迦太基等) 完全接納〈啟示錄〉為正典；但一些東方教會 (例如安提阿、凱撒利亞、塞浦路斯等)，包括他本人，卻不接納為〈啟示錄〉正典。就是因為有這兩種極端的觀點，又欠缺中間看法，所以優西比烏便說，〈啟示錄〉是第一或第三類，卻不是第二類。
到了四世紀中，部份東方教會對〈啟示錄〉的正典地位仍有爭議。公元363年，老底嘉大公會議(Council of Laodicea)頒布教會法典第60條(the 60th canon)，宣告新約正典只有26卷，單單排除了〈啟示錄〉。公元394年，以哥念的主教安非羅西(Amphilochius of Iconium，約339–403，以哥念位於現代的土耳其) 在《給塞琉古的抑揚格詩》(Iambics for Seleucus)中，也說「大多數人」不接受〈啟示錄〉(Bruce, 1988, 第212頁)。在397至407年作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約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採用的新約正典只有22卷，不包括〈猶大書〉、〈彼得後書〉、〈約翰二書〉、〈約翰三書〉及〈啟示錄〉。在敘利亞教會，通用的聖經譯本是敘利亞文的《別西大譯本》(Peshitta)，也同樣只有22卷，不包括上述的5卷。一直到了508年，上述5卷書才加入另一敘利亞文的新約譯本《非羅森諾譯本》(the Philoxenian version) (Bruce (1988) 第214頁)。直至今天，東方亞述教會(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或有人稱「聶斯脫里派」(Nestorian)，仍然只承認《別西大譯本》的22卷書為正典(Bruce, 1988, 第214頁)。東方亞述教會與早在唐朝已傳到中華的景教有關。在2010月10月5日，東方亞述教會主教到香港探訪在沙田道風山的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見他們到訪香港的錄影片段：
四世紀的東方教會也不是全都拒絕〈啟示錄〉，當時也有些教會明確接納〈啟示錄〉，例如亞他拿修(或譯亞大納削Athanasius, 293–373) ，他在367年發表的「復活節函」(Festal Letter)中，列出認為應該集合成典的著作，明確把〈啟示錄〉列入名單中；見該函有關部份的原文英譯本。
〈啟示錄〉的正典地位，在往後的日子，仍偶有爭議，甚至到了16世紀，馬丁．路德也對〈啟示錄〉和另外三卷書〈希伯來書〉、〈猶大書〉和〈雅各書〉提出質疑，在他翻譯的德文聖經中把這四卷書放到最後。
〈啟示錄〉的正典地位，在往後的日子，仍偶有爭議，甚至到了16世紀，馬丁．路德也對〈啟示錄〉和另外三卷書〈希伯來書〉、〈猶大書〉和〈雅各書〉提出質疑，在他翻譯的德文聖經中把這四卷書放到最後。
本書的中文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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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翰現示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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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約翰默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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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約翰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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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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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伊望默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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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默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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